am730-經濟人看世界 : 為何會開設教育中心？

不少傳媒朋友問我在理大提早退休後，為何會開辦不賺錢的教育中心？自中四選修經濟學後，筆者對經濟學的興趣有增無減，很願意與人分享學到的知識，亦想透過補習與年輕人多接觸。

入讀港大主修經濟學，也曾義務幫中學師弟和教友補習經濟學。其中一位資質很高的女學生後來取得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畢業後，工作了幾年便投入宣教工作。

自己大學畢業後，開始在中學教授經濟學，頭兩年忙於備課和出版高考(A-Level) 經濟學參考書，沒有兼職補習。之後獲同事介紹，替一名成績普通的世姪女補習高考經濟。她努力用功，將勤補拙，最終考獲A級，而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名校進修碩士課程。

可能首名「收費」學生成績優異，之後多了人找我幫他們的子女補習經濟學。由一班一個學生開始，到一班兩、三個，再增加至五個、十個。之後竟然有中學，見師姐成績優異，全班二十多人都要找我補習。眼見學生人數增加，我便租用一個數百呎的商業單位開設教育中心，每年招收幾班學生。我在晚上從事補習工作，定期都有向系主任申報。系主任見補習工作沒有影響工作表現，故沒有拒絕我的申請。

我的教學方法，著重啟發學生，鼓勵他們獨立思考，鍛鍊分析能力。上課時喜愛提問，看看學生是否明白課題，一些不願意回答問題，或者覺得答錯問題會感到尷尬和不好受的學生，便會選擇退學。但願意留下來學習的，大部分成績都很優異，能順利升學。

替學生補習，除可賺些錢外，最有滿足感是看到他們成長，和他們一起面對公開試的挑戰。到1996年，大學收緊校外工作申請(要向副校長申請)，加上兒子將出世，便決定結束開辦三年多的教育中心，專心大學的研究工作和發表論文，結果又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想不到十多年後，在大學完成使命，又再開設教育中心義務幫學生補習經濟學，成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活道教育中心校監(最新課程：由林本利博士教授新高中經濟學，請致電2512 0699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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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 | 2011-10-28 M36| 財經| 經濟人看世界| By 林本利

壹角度: 大學校長不應依附權貴

筆者一口氣在此專欄寫了十篇關於理大管治問題的文章（還有一些在《am730》的專欄發表），有人質疑為何現在才發聲？為何不透過大學內的諮詢架構反映問題？又說如此唱衰理大，會影響大學的籌款和政府資助，損害師生的利益。況且管治問題與現在的管理層無關，亦難以追究責任。

首先，大學出現嚴重管治問題，肯定與公眾利益有關。政府每年資助大學教育百多億元，十年來共花了千多億元，納稅人自然希望多些了解大學管理層是如何使用公帑。近年多間直資學校接二連三出現嚴重的管治及違規問題，涉及金額不過一千幾百萬元。而理大有問題的投資卻數以十億元計算，豈不更值得公眾關注？

認識筆者的同事及朋友，應該清楚知道我在理大任職時，已多次透過不同途徑，向校方反映管治問題。事實上，自2004年起，理大教職員會及代表師生的校董，都先後多次在校董會上向校方反映管治問題。有同事在校內貼過大字報，發動過簽名運動，又透過傳媒施加壓力。但以羅仲榮為主席的校董會，繼續重用違規缺德的高層，更給予升職、加薪和退休後再獲續約的獎勵，令理大的同事感到嘩然和氣憤。直至羅仲榮下台，楊敏德上台，大學出現九億元巨額赤字，轄下公司虧損連年，校方才肯正視有關問題。

筆者認同大學向外籌款的做法，但不應因此而放低學術尊嚴，甚至以大學的合約和學位作交換。本地大學管治低落，向權貴獻媚，亂頒學位，正正和籌款有關。大學高層成功向大商家取得巨額捐款後，便以為自己很能幹，為大學作出很大貢獻。大學高層的薪酬要與上市公司的CEO看齊，要住豪宅和獨立屋，出入五星級酒店，行為表現像「生意佬」和「貴婦」，多於學者。他們一面要享受大學給予工作上的種種自由，又一面要領取商界薪酬，實行盡所有好處。

過去兩年，理大的財政出現危機，但高層的薪酬卻高居不下，甚至大幅提升。至於港大，自徐立之出任校長後，高層的薪酬便大幅攀升。校方甚至拒絕向《壹週刊》透露年薪高於405萬元的七名高層人士的薪酬分布。他們每人到底是每年賺500萬元、1,000萬元，抑或2,000萬元呢？

大學招聘校長和高層，重要條件竟然是籌款能力，而不是個人的學術成就和道德操守。理大前校董會主席羅仲榮在2008年招聘新校長，當時的常務副校長曾慶忠是首個到美國接觸新校長的大學高層。之後曾慶忠獲延續合約，正式退休後再獲委任為校長高級顧問。而理大多間公司的財政問題，被人以賤價出售，都是發生在2008年和2009年期間，新校長怎可能完全不知？

過去不少由理大開設的附屬公司和學院，明顯是出於個人喜好，為了個人私利。現在校方要逐步結束這些蝕本生意，勢將影響同事的工作和收入。但這一切都是因為管理層決策失誤，絕非個別同事唱衰的結果。

筆者在港大學習7年，在理大工作22年，一直以港大畢業生和理大教員為榮，為到回歸後大學出現的貪腐問題感到悲憤。寫這一系列文章，是希望喚醒市民和監管機構，正視大學的管治問題。（論理大公司管治之十）（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補白

第1124期提及理大的Hotel ICON，現得悉前校董李頌熹是酒店發展的督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成員，另一前校董鍾慧敏亦曾參與酒店顧問工作。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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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1-10-27 A008| 時事| 壹角度 27/10/2011| By 林本利

林氏力牆：兩元任搭極之反智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向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提供交通津貼，讓各人可以兩元乘搭港鐵、專營巴士及渡輪。

較早前多間巴士和渡輪公司以油價飆升為由，要求政府給予補貼。今次政府推出兩元任搭的優惠政策，以敬老方式變相補貼公共交通機構，可以避免廣大市民的反對。

然而，這個兩元任搭的優惠政策，很明顯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極之違反常理。政府推出政策前，亦未有詳細評估納稅人的財政負擔，特首曾蔭權只粗略說大概會用上一至二億元。但筆者相信，政府的實際資助肯定遠遠高於此數。

根據經濟學的需求定律，兩元任搭的交通資助政策，改變各種交通工具的相對價格，自然會影響到長者的選擇，促使他們選擇較為長途、質素較高和收費較高的交通服務。例如一名長者由居住地區前往另一地區探望兒孫，乘搭港鐵每程車費六元，巴士車費則是四元，港鐵車費是巴士的一倍半。實施兩元任搭政策後，港鐵與巴士車費相同，港鐵相對車費下降，長者自然傾向乘搭港鐵。

兩元任搭政策會大幅度增加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交通需求，鼓勵他們選擇收費較高的交通服務，大大增加政府的資助金額。一些速遞公司，將樂意聘用長者提供速遞服務，幫助公司節省運輸成本。受資助的公共交通機構，會鼓勵員工提醒家中長者多些乘車，甚至以時薪28元聘請長者每日在車費最貴的路線穿梭上落，爭取政府更多的資助。

要避免出現上述濫用資助的情況，政府實應放棄這兩元任搭的政策，改為提供某個百分比（例如70%）的資助，並且要設置資助金額上限。政府一面要減少本地的發電和巴士的廢氣排放，一面向公共交通機構提供資助，政策顯然自相矛盾。

作者曾任教理大，現為教育中心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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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1-10-21 A22| 專欄專論| 林氏力牆| By 林本利

am730-經濟人看世界 : 會否買公用股？

過去二十多年，筆者專注研究公用事業政策，參與有關電訊、能源及交通政策的政府諮詢組織和工作小組。有傳媒問筆者有否投資公用股？若有投資，是否出現利益衝突？

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清楚知道，本地的衣食住行各種需要都被幾個大財團操控，若要完全避免光顧大財團，或不投資他們轄下的上市公司(包括公用股)，相信十分困難。傳媒報道曾有人嘗試做過，結果在遇到不少麻煩，甚至因自行駕駛單車上班而幾乎送命。

我住港島南區，幾個主要私人屋苑都由長和系發展管理，住屋要幫襯李嘉誠，購物要幫襯其零售集團。在理大工作時，因李嘉誠捐款1億元，大學將筆者所處辦公室冠名為李嘉誠大樓。理大位於紅磡，區內不少酒店及商場由長和系管理，最後又要光顧李生。

筆者過去投資以物業為主，佔六至七成，股票約佔一成。因投資較保守，故常持有公用股(特別是股市調整期)。但不論有否持股，從不影響對公用事業政策分析及評論。

記得02年，港燈在經濟衰退時仍大幅加價。在能源諮詢委員會會議中，筆者向港燈高層指，個人是港燈小股東(持股量遠低於1%申報要求)，不願公司加價妨礙香港經濟復甦。港燈高層幽默指：「可惜我個人酬金，不是由你這個小股東決定，故不能不加！」09年筆者為電力專家證人，參與政府與兩電差餉訴訟。即使政府無要求，筆者擔任專家證人時，並無持兩電股票。直至去年完成兩宗訴訟工作(包括出庭作供)，預期股市將大調整，才再購入兩電。

研究公用事業政策，熟悉本地及內地電訊、能源及交通市場發展，個別公司經濟狀況，確實有助投資。過去多年憑著這些研究，避過科網股災及適當時間購入中國移動(941)、中國石油(857)及兩電等股票避險。最近股市調整，個人投資組合表現遠勝同期恒指表現，可算是研究公用事業政策意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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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 | 2011-10-21 M36| 財經| 經濟人看世界| By 林本利

壹角度: 大學國際化抑或內地化？

最近《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泰》榜）公布今年世界大學排名榜，本地各間大學的排名與另一排名榜（QS榜）相距甚遠，可以相差超過100位，令人質疑這些排名榜的參考價值。

過去十年，本地各間大學要走向國際化，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學生入讀，或者作交換生，紛紛加入這場大學排名遊戲。有些大學（包括理大）甚至委派個別高層人士制定策略，千方百計要提高排名位置。

負責排名的機構，一般都十分着重大學的研究水平，包括教員發表國際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的次數。由於《泰》榜較為着重大學的研究水平，故此令個別本地大學的排名位置遠遠低於QS榜。

大學為了提高排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2000年，當時筆者獲委任為理大的發展策略委員會成員，便見到個別高層為了大幅度提高研究水平，竟然提出要每名教員每年發表兩篇「震撼性」的A級國際論文。

當時筆者在委員會內表示反對，認為這根本是天方夜譚。但大學高層一意孤行，甚至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有關計劃。後來筆者再透過校內的諮詢組織提出反對，而大學高層亦發覺真是天方夜譚，擾攘一番後最終收回計劃，改為以其他研究指標作準。

教資會對每間大學的定位有一定要求，理大屬於教學型大學，研究要以應用性為主。可是個別大學高層為了提高國際論文的質和量，便到處收買「寫手」，以高薪聘請他們成為大學教員，不用授課，「閉門造車」專門寫文，藉此提升大學的排名。但這些不用授課，或者上課節數極少的「寫手」，當儲足一定論文數量後便離開理大，對大學的長遠發展沒有多大幫助。

大學為了提高本身的知名度和認受性，喜愛聘用一些海外評審機構進行學術評審。一些大學院系為了通過學術評審，竟然臨時「抽起」一些在研究方面不達標的教員；不用他們進入課室授課，白白支薪。又或者將一些本來聘請作教學的教員，轉為負責改卷，甚至改一些不是自己專長的科目（例如改學生英文），或者幫助高層進行研究工作，搜集資料等等。

過去十年，各間大學巧立名目，設立更多教學助理、導師、Teaching Fellow等職級，目的就是為了提升自己在教資會研究評審中，能夠達標的「活躍研究員」（active researcher）數目。由於教資會只要求助理講師級或以上的教員提交學術著作，職級在此以下的可以免役。於是大學為了提高「活躍研究員」的比例，便紛紛取消講師及助理講師的職銜，改以其他職銜替代。這種自欺欺人，導師不是「教員」的做法，嚴重損害教員的士氣。大學為了更「國際化」，跑到世界各地招收學生和招聘教員。但由於本地二、三線的大學吸引力始終有限，很多時只能吸引到內地學生和內地的學者加入，國際化變成內地化。一些大學為了達到國際化的指標，取錄大量水準極差、英語不通的內地、亞洲和歐洲學生。過去幾年，筆者見到考試成績只得十多分的學生，不少屬於這類學生。

今年六月，中大校長沈祖堯在他的網誌撰文，痛斥這種只顧排名，不顧教育理念的做法，嚴重損害本地大學的長遠發展，對學生沒有好處。盼望沈校長能夠堅持這種看法，不會因為中大的排名下跌而有所改變。（論理大公司管治之九）（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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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1-10-20 A004| 時事| 壹角度 20/10/2011| By 林本利

林氏力牆：資助置業變資助炒樓

施政報告發表前，有親政府的報章報道特首曾蔭權將推出的「新居屋」，不設單位回購，並且會研究改變現行的居屋補地價安排，容許白表家庭購買未補地價的居屋單位。

當時筆者聽到有關消息，實在感到喜出望外，以為政府終於明白到居屋流轉量極低的原因，而市民亦對有關消息表示支持。但再想深一層，曾特首任期只餘下九個月，又怎會有決心作出如此重大的政策轉變，故此對有關消息有所保留。

今次施政報告內所提到的「新居屋」，不但沒有取消房委會的回購制度，還將回購期由兩年增加至五年。換言之，新居屋單位若跌價，業主有權以原價將單位售回給房委會，變相封了蝕本門。

業主五年後出售單位，補價是以購入時的金額計算，不會跟隨物業升值而調整，即是將樓價的升幅全部由業主享受。以一個市值400萬元的居屋單位作例子，由於要照顧合資格家庭的負擔能力，只能以200萬元出售。業主支付一成20萬元首期後等待五年，假若單位市價上升五成至600萬元，便可賺200萬元，即10倍的回報，每年回報率58%！世間上又有哪一項投資可以在五年內賺10倍？如此有贏冇輸，兼且有機賺10倍利潤的居屋，肯定刺激全港合資格市民瘋狂入市！為了提高中獎機會，一些家庭會分拆成員申請，令申請人數大增。

此外，將居屋單位售價與合資格家庭供樓能力掛，而不是根據單位所處地區、座向、景觀、樓層等因素而定價，顯然違反常理。結果是在沙田區高層望靚景的居屋單位，與位於元朗低層面對垃圾房的單位定價相同，實在極之荒謬！

曾特首為了提高民望，給市民希望，製造一個類似買六合彩發達的機會給全港數十萬合資格家庭和單身人士。如此反智和愚民的炒賣居屋政策，真叫人感到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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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1-10-14 A22| 專欄專論| 林氏力牆| By 林本利

am730-經濟人看世界 : 大學變私人俱樂部

在政府工作的高級公務員受審計署和廉署等嚴格監察，自然要加倍小心。在私人公司工作的高層受董事局和股東監察，若其行為失當，損害公司利益，股東斷不會坐視不理。但類似大學一類公共機構，既不受審計署監察，又沒有股東壓力，只憑校董會或董事會定期開會審閱由高層預備的文件。

若校董會主席與高層相熟，互相包庇，事前或事後補簽文件，便很難將以權謀私或行為失當的人繩之於法。由於管治制度上的缺陷，以致大學高層可濫權，甚至將大學變成自己的私人俱樂部和私人財產。大學高層用人唯親(包括親生子)已是街知巷聞，一些歷史較為悠久的大學，情況特別嚴重。個別創校元老或在政治上具影響力的人物，只要打個招呼，他們的世姪或世姪女，便自動無需競爭，在大學取得高位。

這些不學無術，只憑藉政治權勢取得大學要職的人，他(她)們都缺乏安全感，盡力找一些同道中人去排除異己，要求下屬在教學和研究方面完成一些自己亦不能完成的任務(除非找人「合作」代勞)。結果是令校內出現人事鬥爭，院系流失真正一流學者，他們都轉投其他大學，最後只剩下這些不學無術，可有可無，只懂搞政治(美其名是參與「行政」工作)的人，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大學變成某些人的私人俱樂部，以不同名義成立公司、學院或研究中心，將利益輸送給自己或自己友。當政府審計署查問時，他(她)們便說這些金錢不屬於公帑，是大學透過「自負盈虧」的活動賺回來的。但當中有多少公帑透過會計手法轉移，外人難以得知。

一些高層搞「腦震盪」會議，特意選在內地鄰近高爾夫球場的酒店，開會前後找下屬陪同打高球和飲酒吃喝。有人以大學款項買按摩器，送貨地點是自己住址。有人用大學車輛搬運高爾夫球用品，又安排車輛接送同事出席高層家人(不是大學高層，是家人)喪禮。甚至有人把同事當自己工人，要求他們代為「挽手袋」，辦理私事，將太陽眼鏡及其他個人用品由香港帶到外國給她。納稅人對以上發生的事，不知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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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 | 2011-10-14 M38| 財經| 經濟人看世界| By 林本利

壹角度: 北上辦學慎防貪腐

過去十年，本地的高等院校相繼在內地尋找合作夥伴，成立分校或者研究中心，希望將知識和科研成果貢獻祖國。前浸大校長吳清輝去年六月退休後，便「義不容辭」地轉戰珠海，以七十歲高齡出任浸大與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UIC）全職院長。

理大與內地有關單位合作舉辦課程，可算具有豐富經驗。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祖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不久，筆者的同事已開始為內地來港學習的幹部提供培訓課程。後來理大成立中國商業中心，積極舉辦課程給來港作考察和交流的內地政府及企業人員。

九七回歸後幾年，筆者多次透過中國商業中心，向來自廣東省、雲南省及哈爾濱市等地的國企高級行政人員，教授關於能源及電訊市場開放和監管的課程。由於自己的普通話「不靈光」，不時叫學員摸不着頭腦；於是下定決心請了個普通話老師私人補習，希望能夠改善教學效果。

2002年，有負責中文MBA課程的同事，邀請筆者到內地教授經濟學。課堂安排在兩個週末進行，每次去三日共教21小時，兩次便完成42小時的課程。經過兩、三年的努力，開始對自己的普通話水平有些把握。亦知道大部分學生是電信企業的高層，他們在文革時期失去升讀大學的機會；返回內地授課，真心希望能夠提升他們的教育水平。

第一次回到北京授課，即時收到學生送上的名貴手提電話，筆者自然要禮貌地拒絕。學生後來在測驗中果然「出貓」，把隔鄰同學的答案全部搬字過紙，我當然毫不猶豫地處罰他們（重考和扣分），並且向課程主任匯報。

這種「出貓」作弊的情況顯然不是個別事件。有一次開考試委員會會議時，發覺一名經濟學成績取得A級的高才生（曾經留學美國），在另一科竟然拿了個F。查問之後，才知道這名高才生與她上司的考試答案相同，由於她承認作弊，校方只好處罰她，放生她的上司。同事告知，類似下屬陪上司一同上課的情況十分普遍。若出現事故，下屬定必全力保護上司。

最離譜的一次就是在西安上課時，突然間發覺學生手上竟然持有測驗卷副本，一些同學正在努力背誦答案。我惟有臨時再出過另一份測驗卷，學生當然極之不滿，在科目評核中降低我的評分。今次事件之後，我便決定不再回內地教學。我亦開始明白到，如何可以在學生評核中得到滿分。

過去在香港發生過城大的內地博士生，向教授行賄事件。本地大學在內地辦學，除了要謹慎防止出現貪污舞弊（包括建築工程）的情況，亦要提醒北上教學的教授要懂得「潔身自愛」。內地學生喜愛飲白酒，不時要求老師「陪飲」；老師若一不留神，很容易被灌醉。一些內地酒店經常有妓女出沒，按摩女郎提供「另類服務」，大學教員一不小心便有可能觸犯法例。過去便曾經發生過浸大教授，涉嫌嫖妓而被公安拘捕，失蹤了多天才獲准返港。

近日與一名電訊管理局高層午膳，對方說在內地與電信企業高層接觸，發覺他們名片上很多都印上擁有理大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筆者隨即將上述情況告知。近年內地電信企業多名高層在反腐行動中「落馬」，兩名深圳前市長（于幼軍及許宗衡）先後涉嫌貪污被撤職。盼望日後被整肅的電信企業高層和市長，不會像蔣麗莉一樣擁有理大博士學位。（論理大公司管治之八）（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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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 | 2011-10-13 A004| 時事| 壹角度 13/10/2011| By 林本利

時代論壇 : 經世理財- 經濟發展與自由

經濟增長和發展令人類的物質生活得到提升，但物質繁榮可以使人享受真正的自由嗎？ 　　Being Consumed（2008） 一書的作者William T. Cavanaugh在書中提到奧古斯丁認為自由不是簡單的負面自由，而是一種有能力（capacity）達至有意義目標（worthwhile goals）的自由。這有意義的目標，就是使人認識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恩典和跟隨神的旨意而行，參與（participating in）神的救贖計劃。 　　奧古斯丁談到的自由，是與能力（capacity）和參與（participation）相關，這使我想到經濟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談的自由，亦與這兩個概念相關。阿馬蒂亞森在Development is Freedom（1999）所談的自由，是一種有能力去積極參與提高生活水平的過程，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自由。特首曾蔭權在2007/08年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類以的「進步發展觀」。 　　阿馬蒂亞森有份制定的人類發展指數，除了計算人均生產總值外，還加入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指標。他認為經濟發展應被視作為人民提供機會，以提升其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過程。透過政府改善教育和醫療衛生（以及其他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可以讓人民有更大機會去提升生活水平。另外，他認為參與市場交易的自由、資訊自由、傳媒自由、選舉自由等都有助提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能力。故此，除去這些方面的不自由（unfreedom），對經濟發展有很大幫助。 　　然而，阿馬蒂亞森把自由與「量化」的經濟增長掛鈎，跟佛利民（Friedman）所談的不受外來壓廹的自由，同樣缺乏不能「量化」的終極價值（參考雷競業於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2010 及 2011通訊分享）。過去數十年，我們見到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和香港），透過開放市場，經濟能夠起飛。但在物質生活得到大幅提升後，人們卻往往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被物質生活所捆綁，不斷要積累財寶，找不到人生真正方向和終極目標。不少高度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物質文明更帶來嚴重負債，離棄神的普遍現象。 　　在人性敗壞的情況下，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往往是選擇背棄神的旨意（God's will）。惟有我們把一切建基於基督的身體，藉著基督的救贖除去貪婪和恐懼的捆綁；讓心意得到更新和變化，重建人與神和人與人的關係，找到神的創造目的和生命的終極方向，才能享受到真正和「正面」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 作者: 林本利, 曾任教理大，現為教育中心校監。

出處: 時代論壇 第一二五八期.二○一一年十月九日